半岛bandao体育“双碳”战略下 绿色金融的发展路径与产品创新孙天印瑞士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理学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高级研究员。兼任国际学术杂志Journal of Sustainable Finance and Investment副主编，全球风险专业人士协会(GARP)可持续与气候风险(SCR)全球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保险业聚焦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助推绿色发展专家委员会委员、贵阳贵安绿色金融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等社会职务。

　　吴琼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中级研究专员、CFA，主要研究领域为绿色金融政策与产品、绿色与可持续投融资、ESG信披评级与投资、跨境交易与数字人民币等。曾任《重庆碳中和与绿色金融路线图研究》《碳中和愿景下的绿色金融路线图研究》的课题组成员，并主编了《绿色金融：政策与产品》。

　　绿色低碳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大势所趋，中国“双碳”目标将引发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系统性变革。随着“双碳”战略全面推进，金融部门在引导资源配置、支持经济绿色低碳转型、主动防范气候变化带来的金融风险等方面将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十四五”规划中，高质量发展、碳中和、碳达峰、生态补偿、生物多样性保护、能源结构转型等绿色金融相关议题屡被提及。这既为绿色金融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也为绿色金融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 当前，中国绿色金融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双碳”战略背景下，下一步应该如何更好、更快地推进绿色金融发展？就此，我们邀请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研究中心(CGFR)副主任孙天印和研究员吴琼做客本期“智汇谈”栏目，围绕“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思路，深入探讨我国完善金融支持绿色低碳转型的顶层设计和产品创新。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共识。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在绿色低碳转型中不可或缺。绿色金融概念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您能否详细阐释我国绿色金融“三大功能”“五大支柱”政策思路？

　　孙天印：绿色金融当前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很多时候会和社会责任投资、ESG投资、可持续投资、影响力投资、气候投融资等概念重叠或者至少部分重叠。它的发展历程，也和这些概念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最早与绿色金融思想有关的内容可以理解为社会责任投资(Socially Responsible Investing, SRI)的概念。社会责任投资的理念是指倾向于投资于对社会和公众有益的事业，避免投资于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的商品和经济活动的一种指导思想。

　　社会责任投资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0年前。当时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如教卫理公会和贵格会(Quakers)，呼吁信徒不要投资于那些通过某些产品和活动（如酒精、烟草、武器或）获利的主体，因为这些产品和活动会对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一些慈善家用他们的财富支持对社会有益的事业，也是社会责任投资的一种体现。20世纪60年代，部分投资者开始取消对武器制造商等公司的投资，因为这些公司被认为助长了局部地区（如越南）的冲突。在这之后10年，出现了一些投资者，出于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担忧，开始将在南非运营的公司排除在外。20世纪80年代，对投资造成社会影响的考量得到了更多关注。到90年代，400余家美国企业同意加入多米尼400社会指数(Domini 400 Social Index)，该指数衡量企业的社会和环境表现。从这些投资行为的演进，可以看出绿色金融或者是绿色投资行为的发展演变。

　　ESG投资可以认为是社会责任投资概念的延伸和规范化。通过评估标的企业的ESG得分，综合得出相关企业（即潜在投资标的物）除传统财务指标之外的其他社会性指标的表现。在ESG投资活动中，标的公司的ESG表现是投资者判断是否向其投资的重要依据。在21世纪初，很多人对社会责任投资或ESG投资的认知还停留在，为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维持道德原则，相关公司和投资者愿意接受较低的收益。这种认知或理念，与当前影响力投资的概念一致，即在获得一定程度的财务回报的基础上，投资者还希望投资活动可以产生社会和环境等其他层面的收益。 近年来，关于财务收益和社会环境收益两者一定程度上存在冲突的认知正在发生变化。由于全球环境和气候的恶化以及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力度的加大，这些非财务因素正在越来越多地影响公司的财务表现。关注环境气候等具有社会效益的因素，不再仅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或是“企业形象”的噱头，而是会产生实质性的财务收益。 因此，对于金融业界而言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平台登陆，绿色金融当前发展的主要动力，很大程度上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希望通过金融手段为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强大助力；二是希望获取低碳转型和生态保护快速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巨大投资机遇；三是希望规避因环境和气候恶化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环境的努力等环境气候因素可能导致的财务损失。 气候投融资是绿色金融的一个子集，更聚焦于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融资活动；而可持续投资则是比绿色金融更宽泛的概念，不仅关注环境气候相关的内容，还关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他的元素，包括教育、男女平等和社会公平等。 经过几年的发展，人民银行初步确立了“三大功能”“五大支柱”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思路。所谓“三大功能”，是指充分发挥金融支持绿色发展的资源配置、风险管理和市场定价三大功能。“资源配置”是指通过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监管政策、强制披露、绿色评价、行业自律、产品创新等，引导和撬动金融资源向低碳项目、绿色转型项目、碳捕集与封存等绿色创新项目倾斜；“风险管理”是指通过环境气候风险压力测试、情景分析、绿色和棕色资产风险权重调整等工具，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市场定价”是指推动建设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导金融机构参与支持碳市场建设和发展，开发碳排放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通过充分交易和价格发现机制为碳排放合理定价。要发挥好这“三大功能”，离不开完善绿色金融体系的五大支柱。这五大支柱分别是：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强化金融机构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逐步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市场体系；积极拓展绿色金融国际合作空间。

　　《金融时报》记者：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有哪些标准？我国碳市场建设情况如何？怎样通过合理碳价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发展？

　　孙天印：明确标准，才能让市场主体准确把握“绿色”的涵义，这是绿色金融规范发展的前提，更是确保“引导绿”而非“统计绿”的关键。2016年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绿色金融体系并不断加以完善，其中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全面推进。2018年，人民银行牵头成立全国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绿色金融标准工作组，按照“国内统一、国际接轨、清晰可执行”的原则，推动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近年来，《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1年版)》(中英文版)、《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环境权益融资工具》等多项标准已正式发布，此外还有更多标准进入立项或征求意见环节，涉及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SG)评价、碳核算等多个重点领域。部分标准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率先试用，为全国推广探索、积累经验。转型金融标准方面，目前国际社会对转型金融的目标、支持范围、保障机制等内容已达成初步共识，但对转型金融的概念、支持服务对象等还存在若干分歧。最近，二十国集团(G20)巴厘岛峰会通过了《G20转型金融框架》，强调转型活动和投资的重要性。现在人民银行正在组织制定钢铁、煤电、建筑建材和农业四大领域的转型金融标准，之后将根据实际需要进一步扩大转型金融标准制定的领域。绿色金融和转型金融相辅相成，可有效衔接。 全国碳市场于2021年7月16日正式启动上线交易。首期全国碳市场共纳入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2162家，覆盖除、香港、澳门、以外的全国31个省（区、市），首次将温室气体控排责任压实到企业。首个履约期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79亿吨，累计成交额76.61亿元。全国碳市场总体情况向好，首期覆盖范围较广，运行机制稳健，形成了一系列的成熟经验，为纳入更多行业奠定了基础。从交易机制看，全国碳排放交易所仍将采用和各区域试点一样以配额交易为主导、以核证自愿减排量为补充的双轨体系；从交易主体看，全国交易系统在上线家企业，这些企业之间相互对结余的碳配额进行交易。但与欧盟等相对成熟的市场相比，我国碳市场刚刚起步，总体呈现行业覆盖较为单一、市场活跃度较低和价格调整机制不完善等特征。 碳定价机制主要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碳税。国际上有很多实践，有的是单独碳税、碳交易，有的是碳税和碳交易协同发展。我国已经建立了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目前运行平稳有序，交易价格稳中有升，未来需进一步推动我国碳市场建设。同时，也有不少研究我国开征碳税的可行性。碳排放权市场和碳税面向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企业是否能够形成互补？如何进一步提高碳定价的合理性，更好地发挥碳价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这些问题都需要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金融时报》记者：金融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力量。您认为如何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构建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

　　吴琼：在顶层设计指引下，我国绿色金融蓬勃发展，现已基本形成多层次绿色金融市场体系，但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丰富市场体系还有较大空间。 从绿色金融五大支柱来看，首先是标准体系，需要更加完善且统一，以便利市场机构展业。在实践中，绿色业务的识别非常依赖标准体系，如果标准笼统且犬牙交错，漂绿风险将大大增加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平台登陆。 其次，信息披露是绿色金融的基石。我们需要科学且范式的非财务信息披露框架，同时要有信息或数据审核机制和逐步强制披露的政策引领。 再次，激励机制是目前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有力助手，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例，部分地区先行先试总结出了投入产出合理的政策经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举一反三地应用。这样，我们的产品创新才有的放矢。一方面可以借助金融科技的力量，充分运用企业非财务信息，创新绿色金融业务场景，精准管控风险；另一方面，积极培养绿色金融专业人才梯队，集思广益，创新产品和服务。 最后，在国际合作领域，不仅要在标准和政策的制定中深入合作，更要保护好我国的利益，争取话语权。

　　加强风险管理 开展环境和气候风险分析《金融时报》记者：气候变化及相关政策调整，对投资、产出、就业、物价等宏观经济变量将产生重大影响，也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环境与气候风险对金融系统影响的传导路径是什么？如何将环境与气候风险纳入金融机构的战略和行动？孙天印：环境气候风险包括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两种类型，它们影响经济和金融的诱因和传导渠道有所不同。 物理风险主要是指由于环境和气候恶化引发的各种短期性极端气候事件和长期性影响。短期性极端气候事件包括超越历史预期的台风、雨涝、干旱、森林火灾、冬季风暴等灾害影响。长期性影响，主要是指气候变化导致的常态化影响，例如平均温度和空气湿度的上升会影响劳动生产力，降低农作物产出，减少室外旅游业的收入等；此外，还包括海平面上升对沿海地区生产活动和财产造成的影响和损失。 转型风险主要是指为减缓环境和气候的恶化，因人为因素导致的政策变化、技术进步以及消费者和投资者观念的变化，引起特定产品、技术和企业的市场前景发生变化而产生的影响。例如，致力于低碳转型的政策有可能会限制化石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这对化石能源企业来讲是巨大的影响。 无论是转型风险还是物理风险，首先影响的是实体企业，进而形成金融风险。物理风险会直接破坏企业财产，带来价值损失，也会导致企业运营中断，造成营业收入减少。转型风险会导致实体企业经营成本的上升、销售收入和利润的减少。这些变化最终会影响企业偿付的能力、投资者回报以及保险产品的定价。如果这些影响和风险聚集起来，就会形成金融体系的风险。 对于金融机构而言，加强对相关风险的评估和管理尤为重要。首先，要充分认识环境气候风险与自身业务的关联性和将其纳入自身战略和业务决策的重要性。在全球气候变化日益严重、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日趋加强的大背景下，环境气候相关因素对实体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影响将越来越明显。对环境气候风险认识和重视的不足，不仅不利于气候目标的实现，还可能导致金融机构承担超预期的损失，甚至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因此，建议在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设立专职负责环境气候风险分析的高层管理人员；建立起风险分析的内部体系，自上而下地提高对环境气候风险的认知和重视半岛·体育中国官方网站平台登陆。 其次，加强对环境气候风险分析能力的投入和建设。大型金融机构应该投入足够的资源，招聘和培养专业的环境气候风险分析人才，在外部机构和专家的支持下，开发相关分析工具和模型，并将这些工具和模型纳入到现有的风险管理系统中。对中小金融机构来说，独立开发这些工具的成本相对较高，可以从第三方机构采购现有的分析工具和模块，或者委托外部机构进行研发和分析。 再次，将气候相关风险纳入风险管理和定价体系。将气候风险评估体系与现有传统的风险管理和产品定价体系有机结合，使气候风险因素成为整个风险管理和定价过程的一部分；让气候风险反映在产品定价上，全面评估投资风险，达到风险与收益的对等，通过市场化手段引导资金的绿色投向，实现环境气候风险的规避。 此外，将气候变化融入公司战略和公司治理。例如，依据科学碳目标的原则，制定机构的减碳路线图和时间表，明确董事会和高管之间执行相关战略的责任，将落实减碳目标的成效作为相关人员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内容，激励团队达成机构的减碳目标，达到规避气候相关转型风险的目的。 最后，为现有高碳客户提供转型咨询和转型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的全面脱碳离不开与其客户的协同。金融机构有必要不断实现产品和服务创新，通过提供如转型金融产品、方案协助高碳客户转型，最终实现自身关联碳排放的净零目标。

　　《金融时报》记者：随着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金融机构在支持大型项目的融资过程中，将面临越来越高的生物多样性等环境和社会风险。金融机构怎么做才能在助力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同时也给自身带来更多业务机遇？

　　孙天印：生物多样性丧失正在成为气候变化之后又一重大环境议题。与气候变化类似，早期相关话题的讨论较多局限在环境相关的专业领域内。近年来，生物多样性相关话题也开始“出圈”，越来越多地受到商业和金融业界的关注。 究其原因，大家逐渐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生态和自然的问题，还会影响经济活动的健康运行和金融系统的稳定。这一结论，在本人有幸深度参与的全球央行与监管机构绿色金融网络(NGFS)发布的有关生物多样性丧失与金融稳定的报告中，得到了证实。由于NGFS的成员由全球主要央行和监管机构组成，报告中的这一结论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主流金融业界对生物多样性损失与金融稳定和金融风险关系的共识。 与气候相关风险相似，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风险也包含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物理风险源于经济活动对生态体系提供服务的依赖；如果所依赖的生态服务损失，相关的经济活动将会受到影响，进而产生物理风险。研究表明，全球约三分之二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产生依赖自然和生态体系的支撑。换句话说，如果生物多样性丧失，全球超过一半的经济活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影响。 例如，全球接近6000亿美元价值的农业产出得益于自然界的动物授粉实现。假如生态体系中像蜜蜂这样的主要授粉物种面临灭绝或数量减少的话，要么人工替代授粉的成本将非常高，要么就面临全球农业产出的巨量减少。与这些农业活动有业务往来的金融机构，必然会受到关联影响，形成金融风险。 相反，转型风险的产生是由于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能适应旨在减缓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新政策，无法应对因保护生物多样性而导致的市场变化，而产生的财务损失。例如，2022年末达成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到2030年至少30%的全球陆地和海洋面积将被列入保护范围。这意味着，很多原先没有被列入保护范围的区域将成为保护区域，之前在这些区域开展的经济活动将来会受到影响。 由于意识到生物多样性丧失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多家国际机构联合提出全球共同的自然目标，努力推进自然友好型(nature-positive)社会的转型。在此过程中，金融机构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开展工作，促进自然友好型社会的实现，规避风险、赢得机遇： 一是减少所投资项目造成生物多样性丧失。金融机构应在现有环境评估框架中提高生物多样性考量的权重和内容。在项目投前，评估项目是否存在破坏生物多样性保护条款的可能性以及是否提供了可能的应对补偿措施，以此作为判定项目是否得到融资的条件；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监测项目的开发建设是否严格按照规划执行，并及时详细披露项目实施过程中对环境生态造成影响的信息，执行效果也作为投资协议的内容。 二是防范生物多样性丧失导致金融风险。金融机构应从长期角度重视投资活动可能面临生物多样性相关的转型风险和物理风险。对于转型风险，金融机构应紧密关注国际和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框架的相关进展，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变化趋势，形成政策变化的前瞻性预判，避免投资活动受到未来政策收紧的影响。例如，《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里涉及内容在各国落地实施的具体政策与举措，可能会直接影响很多投资活动，引起投资范围和要求的变化。对于物理风险，金融机构应积极地、前瞻性地评判目标投资区域生态服务体系健全程度的发展趋势，尽量避免在生态服务体系趋于弱化的区域投资。否则既可能进一步弱化当地生态，也会因面临失去生态服务支撑而导致投资失败。 三是积极主动地投资具有生态效益的项目。一个公认的事实是在向自然友好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也会创造大量投资机会。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并投资与产生自然正向价值的实践将有可能每年创造10万亿美元的新商业机会，并可到2030年时总计创造3.95亿个就业机会。在这方面，金融机构应该积极开发建立绿色金融产品体系和服务方案，创新推出挂钩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债券、基金、保险等产品，打造全方位的金融服务能力，在获得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的潜在投资收益的同时，促进自然友好型经济的实现。

　　《金融时报》记者：我国一直以来都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坚定支持者和倡导者，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也具备一定的领先优势。如何深化国际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孙天印：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稳妥推进“双碳”工作，既为我国的高质量发展开辟道路，也为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奠定坚实基础。我国推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是把我国内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与维护全球共同利益的行动密切结合的战略举措。为此，我国可按照既定的气候战略目标和已经确立的政策措施，持续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我国成功实现减碳目标本身就是对全球气候治理事业的重大贡献，也会加强我国积极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国际信誉。

　　在当前全球化逆转和局部地区冲突不断的国际背景下，国际共识和国际公品趋于稀缺。我国可从全球稳定和国际道义的战略高度出发，坚定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自身能力为世界提供切实的公品。例如，通过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为相关国家注入绿色发展动力；通过气候治理领域的南南合作，维护相关国家的整体利益。同时，从维护全人类利益的高度出发，立足于全球气候治理的大局，主动加强与美欧在气候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充分利用我国自身的优势、担当与行动推进《巴黎协定》目标的实现。

　　一是推进全球和区域性绿色金融标准协同。当前，绿色资金跨境流动存在一定障碍，说明绿色资本市场开放程度还有待提高，不利于国际资金投资于我国的绿色金融市场。全球或区域性绿色金融标准的协同，将有助于降低跨境资金的流通成本，促进国际绿色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实现标准协同，首先应尊重各国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现实，并在此基础上缩小区域间绿色金融标准的差异，推动国际相关标准的制定。我国和欧盟的绿色金融标准的比较分析是不同经济体间绿色项目认定标准协同工作的典型案例。2021年东盟推出的《东盟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则推动了东南亚区域内绿色金融标准的协同。未来，我国可以在进一步完善国内绿色金融标准的基础上，推广自身发展经验，参与全球和区域间绿色金融标准的制定和协同，在提高国内与国际绿色金融标准兼容性的同时贡献中国智慧。

　　二是拓宽现有国际框架下的绿色金融合作。当前，在G20框架和“一带一路”倡议等机制下，我国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取得了显著进展。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考虑在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合作、南南合作、金砖国家等框架下开展更广泛的绿色金融国际合作。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里绿色金融发展相对先进的国家，这些年来积累的发展经验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上述合作框架下，我国可以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加强绿色金融合作。这是体现我国大国担当的重要举措。同时，加强我国与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地域和文化相通国家的绿色金融合作，进一步促进区域间绿色发展和低碳转型行动的协同。

　　三是加强全球绿色金融能力提升和共享。全球绿色金融还处于较早的发展阶段，同时涉及的内容覆盖金融、气候和环境等多个交叉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复杂，要求的能力多样。因此，不管对我国还是国际上的绿色金融发展而言，相关的能力建设必不可少。在加强我国金融业界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应通过进一步的国际合作，参与和支持全球绿色能力的共同发展和提升。具体而言，应鼓励更多金融机构和相关学术机构，参与全球绿色金融倡议和合作；开发和创新气候风险、自然风险的评估、量化和管理的工具；提高环境信息披露的能力和水平；开发更多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和投资实践。同时，在各层面加强人才培养、交流和合作；积极与其他国家合作开展绿色金融人才储备计划，为全球绿色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人才和能力基础。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ESG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逐渐成熟，并迅速成长为国际绿色投融资的重点领域。金融业如何找准未来ESG投资的趋势和方向，优化绿色资源配置？

　　吴琼：经过多年实践，金融业在投资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摸索出了成熟的投资与风控体系。简单来说，ESG投资与传统投资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非财务信息的分析与可持续溢价的定价上。

　　从行业整体来看，首先需要积极参与绿色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推动信息共享与数据安全的保障机制，避免各机构花费大量人力物力重复劳动。这类投入建立在顶层战略中充分融入ESG理念的基础上，进而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系列强化ESG理念，确保ESG投资有效落实的制度与流程。

　　从能力建设上看，ESG投资所涉及信息投射到财务表现的方与模型，都需要更加科学与深入的研究与实践，因而搭建具有这样能力的阶梯式团队势在必行。ESG投资给风控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防止漂绿，非财务信息的核查、穿透识别与舆情跟踪显得尤为重要。

　　从资产组合角度看，可以根据战略制定资产绿化的节奏和阶段目标。例如，以零碳为长期目标，综合考虑财务收益与资产碳排情况，分解目标至每年，动态调整各类资产的权重。